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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国企攻坚3 |“双碳”战略下的产业重构：传统高碳资产的绿色转型与退出路径
专栏导语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顶梁柱”，国有企业再次被推向了改革攻坚的深水区。这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或效率提升，而是一场关系到生存、发展与引领的系统性变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固然宝贵，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有企业必须回答好一系列全新的“时代考卷”。“十五五”规划，正是这张考卷的命题集，其核心直指产业重组、市场转型与价值创造三大领域。基于此，南京卓远推出《“十五五”国企攻坚：市场转型与价值创造实战指南》专栏，计划推出9篇文章，旨在深入剖析这些核心命题，提供可落地、可操作的实战方法论。
“双碳”战略不仅是一项环境指令，更是驱动中国产业结构进行代际重塑的核心催化剂。对于持有大量高碳资产的企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是任由这些资产沦为拖累资产负债表的沉重负债，还是通过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将其转化为开启新一轮绿色增长的基石资本？本报告旨在为后者提供一份详尽的行动指南。
核心挑战在于直面并管理一个万亿级的严峻风险：“搁浅资产”。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对传统资产的价值构成了直接且可量化的威胁。研究明确指出，在提前退役或低利用率等情景下，仅中国煤电行业就可能面临高达1.90万亿至3.98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搁浅风险。这一财务风险远不止于资产减值本身，它将直接冲击企业的偿债能力，引发严重的信用违约风险，并通过金融系统传导放大——要知道，银行贷款为中国近70%的煤电项目提供了建设资金，这并非遥远的警示，而是迫在眉睫的财务现实，要求企业必须制定主动、果决的应对策略。
为驾驭这一复杂局面，本报告将提出一个清晰、可执行的双轨战略框架，超越抽象的理论探讨，聚焦于具体的实践路径：
1、内部转型——存量资产的“价值再造术”。此路径聚焦于如何通过前沿技术赋能和商业模式重塑，为现有高碳资产实施“价值创造型手术”，实现运营脱碳，并从传统基础设施中孵化出新的收入来源。
2、外部重构——资本循环的“战略腾挪术”。此路径着眼于如何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和专业化的整合平台，推动不具备转型价值的资产有序退出，从而盘活沉淀资本，为企业向绿色产业的战略转移提供资金弹药。
一、内部转型——存量资产的“价值再造术”
本章的核心是探讨企业如何从根本上重塑其现有的高碳业务，将被动等待贬值的潜在负债，转化为具备未来竞争力的生产性资产。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商业逻辑的彻底革新。
1.1 技术赋能：从源头减排到流程增效的双轮驱动
CCUS：高碳行业的终极“脱碳安全网”
对于水泥、钢铁、化工等生产工艺本身难以完全避免碳排放的行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深度脱碳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工具。
● 战略价值与成本效益分析：尽管当前CCUS的成本依然高昂，其中捕集环节的成本占比高达60%，但其成本曲线正呈现出明确的下降趋势，预计到2030年和2060年将大幅降低。对于这些“难减排”行业而言，CCUS不仅是实现“最后一公里”脱碳的关键技术保障，更是对冲未来碳价上涨风险的战略性投资。
● 国企先行者的规模化实践：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率先将CCUS技术从实验室和示范项目推向了工业化规模应用，展现了其巨大的潜力。
○ 案例：中石化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项目。作为中国首个百万吨级的全链条CCUS项目，它成功地将工业装置捕集的二氧化碳用于提高油田采收率（EOR），不仅实现了环境效益，更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价值，为CCUS的商业化运营提供了范本。
○ 案例：中石油吉林油田CCUS项目。该项目不仅具备强大的二氧化碳封存能力，更成功地将其CCUS技术与服务输出到国际市场，与印尼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这标志着CCUS正从一项单纯的减排成本，演变为一种具备出口潜力的高附加值技术服务和新的业务增长点。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转变：CCUS的定位正在从被动的合规工具，演变为一个主动的价值创造平台。通过与EOR、化工原料利用等场景结合，它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回报。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日益强调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全球贸易环境中，掌握并规模化部署CCUS技术，将成为保障本国高碳产品（如钢铁、化工品）出口竞争力的关键，使其从一个环境议题上升为关乎产业安全和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性地缘资产。
数字化：重塑传统工业的效率倍增器
数字技术与重工业的深度融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传统资产的运营效率潜力。
● 案例：5G赋能的智慧电厂。以华能集团旗下燃煤电厂的改造为例，通过部署5G网络、物联网（IoT）传感器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析平台，这些传统电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 无人化智能作业：通过5G高清视频和远程控制技术，实现了对卸船机、堆取料机等大型设备的无人值守和云端监控，大幅提升了作业安全性并减少了人为操作失误。
○ 预测性维护与成本节约：基于AI的设备健康状态监测系统，能够提前预警故障，显著降低了设备停机时间和维修成本，每年可节省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 显著的人力成本优化：自动化流程的引入，使得现场操作岗位减少了20人，仅此一项每年即可节省近400万元人民币的人力成本。
这一实践清晰地表明，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存量高碳资产经济可行性和降低其运营碳足迹的关键路径。它不仅没有削弱这些资产，反而通过效率革命，增强了它们在能源转型过渡期的韧性和价值。技术升级并非孤立存在，它为商业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
1.2 商业模式重塑：从能源生产商到综合服务商的身份跃迁
传统高碳企业正在打破固有的产业边界，利用其深厚的行业积累和基础设施网络，向更高价值的综合服务领域延伸。
能源行业的生态化演进
传统的发电巨头正在告别单一的“发-输-售”模式，转而成为复杂、动态的综合能源生态系统的构建者和运营者。
● 案例深度解析：华能、国家电投的转型之路。这些能源国企的转型实践，展示了从产品思维到平台思维的跃迁：
○ “源网荷储”一体化：国家电投在苏州打造的“智慧零碳电厂”项目，通过一个智能平台，将区域内的分布式光伏、储能单元和可调节的工业负荷聚合为一个可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VPP）。这种模式不仅能为电网提供宝贵的灵活性，促进本地新能源消纳，还能通过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 综合智慧能源服务：国家能源集团在博鳌东屿岛打造的绿色智慧能源系统，集成了分布式光伏、智能充电桩网络和先进的能源管控平台，为整个区域提供了一站式的零碳能源解决方案，这标志着其业务已从B2B的电力批发延伸至B2C的综合能源服务。
○ 氢电协同新赛道：国家电网在大陈岛的示范项目，利用海岛上富余的风电电解水制氢，构建了一个集储能、供热、供电、氢燃料供给于一体的闭环能源系统。这不仅解决了新能源的消纳难题，更是在探索氢能这一未来能源的商业化应用，抢占了新的产业制高点。
这种从技术到商业模式的联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正向循环。成为综合能源服务商的战略决策，为投资智慧电网、储能、氢能等高成本前沿技术提供了清晰的商业回报预期，从而驱动了技术创新的加速落地。反之，这些技术的成熟应用，又使得提供更复杂、更高附加值的综合服务成为可能。
跨界重生：化工行业的绿色材料供应商之路
传统的化工企业正利用其在材料科学和工艺工程领域的深厚积淀，从大宗商品生产商向高附加值的绿色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
● 战略转型路径：
○ 产品组合的“绿化”：主动淘汰高碳、高污染的传统产品线，将研发和投资重心转向生物可降解塑料、废旧聚合物再生利用等新材料领域。
○ 构建循环经济供应链：积极推动废塑料、废橡胶的回收再利用，并将磷石膏、高炉煤气等工业副产品作为有价值的生产原料，构建闭环的绿色供应链体系。
○ 紧跟政策导向：这一转型路径与国家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构建绿色供应链的政策导向高度一致，使企业能够在未来的可持续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市场机遇。
二、外部重构——资本循环的“战略腾挪术”
对于那些技术老旧、不具备经济改造价值的高碳资产，果断的战略退出和高效的资本再配置，是企业实现轻装上阵、加速绿色转型的关键。本章将探讨如何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和专业化的运营平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2.1 创新金融工具：盘活存量资产，输血绿色增量
基础设施REITs：资产变资本的“高速公路”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机制，能够将成熟且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从而在不增加负债的前提下，从资产负债表中释放大量沉淀资本。
● 机制与核心优势：通过将已投入运营的风电场、光伏电站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打包成一个公开上市交易的REITs产品，企业可以将其出售给寻求稳定、长期回报的广大投资者。此举一举两得：既为企业投资新的绿色项目提供了即时的现金流，又将成熟资产的运营管理转移给了更适合的长期投资者。
● 蓬勃发展的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REITs市场正在迅速扩容，资产类型已覆盖清洁能源、产业园区、交通设施等多个领域。截至2024年末，全市场已上市产品达到54只，总市值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政策层面也给予了强力支持，监管机构明确鼓励中央企业试点发行绿色基础设施REITs，拓宽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增量投资资金来源。
● 代表性新能源基础设施REITs分析
绿色债券：为转型注入低成本“催化剂”
绿色债券是一种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为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进行融资或再融资的债务工具。
● 针对国企的优惠政策：监管机构为国有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提供了显著的激励措施，包括放宽募集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至80%，发行绿债不受发债指标限制，并允许将不超过5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极大地提升了发行的灵活性和吸引力。
● 发行的四大核心支柱：依据《绿色债券原则》（GBP）等国际通行标准，成功的绿色债券发行必须严格遵循透明、规范的流程：
1. 募集资金用途：资金必须专项用于具有明确环境效益的合格绿色项目，并在法律文件中清晰界定。
2. 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发行人必须建立清晰的内部流程，用以评估和筛选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
3. 募集资金管理：募集资金净额应存入专项账户或由其他适当方式进行追踪，确保其专款专用。
4. 报告与信息披露：发行人需定期发布报告，向投资者披露资金使用情况及所支持项目的环境影响。
2.2 平台化运营：专业整合，高效处置
“碳管家”模式：龙源碳资产的价值创造实践
该模式展示了如何将复杂的碳排放合规管理，转化为一项专业化、高附加值的服务，从而实现内部降本增效和外部价值创造。
● 商业模式：作为国家能源集团指定的碳资产管理平台，龙源碳资产遵循“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开发、统一交易”的“四统一”原则。
● 核心服务：提供从碳排放数据核算与核查、碳交易策略制定与执行，到CCER等减排项目开发、碳金融产品创新等全链条服务。
● 价值主张：通过集中化的专业管理，龙源不仅为集团内部的控排企业标准化了管理流程、降低了履约风险和成本，更通过精准的市场操作和项目开发，将碳资产从成本项转化为了收益项。其自主开发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庞大碳资产组合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驱动决策，每年为集团节约数千万元成本，并创造可观的额外收益。这一模式完全可以被其他大型工业集团复制，建立内部的专业化碳管理中心。
“资产重组平台”模式：中国诚通的国资运营启示
以中国诚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如何市场化、专业化地处置非主业、非优势（“两非”）和低效、无效（“两资”）资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核心使命与功能：中国诚通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承接其他中央企业剥离的“两非”“两资”资产。它运用资产处置、债务重组、并购整合等一系列市场化工具，对这些资产进行专业化运作，最终目标是实现资产的盘活再生或有序退出，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布局优化。
● 在高碳资产处置中的应用：这一模式可以直接应用于解决“搁浅资产”难题。可以设想成立一个类似“绿色资产重组平台”或“高碳资产处置专项基金”的机构，由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导。其职能将包括：
1. 收购整合：从不同的国有企业手中，以市场化方式收购那些计划退出的高碳资产（如老旧煤电厂）。
2. 专业管理：对这些资产进行集中、专业的管理，避免因无序退出而导致资产价值的进一步流失。
3. 多元化处置：根据资产的具体情况，执行差异化的处置策略，例如，将其改造为电网所需的同步调相机或储能中心，进行土地的再开发利用，或执行负责任的关停退役，从而最大限度地回收残余价值，并平稳地化解社会与经济风险。
脱碳的金融化和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从REITs和绿色债券的兴起可以看出，风机、光伏板等实体资产正在被转化为复杂的金融工具，这使得风险可以在更广泛的资本市场中分散，并为资产所有者提供了关键的流动性。同时，龙源碳资产和中国诚通等专业平台的成功，预示着一个新服务业态的崛起。无论是管理碳资产组合还是重组不良工业资产，都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而这正是传统能源或制造企业所欠缺的。这一系列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政策带来的风险和复杂性。国家战略创造了财务风险（如搁浅资产），这种风险与碳市场和资产重组的复杂性相结合，催生了对能够管理风险并释放价值的金融产品（REITs）和专业服务（如龙源、诚通）的市场需求。这标志着绿色转型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成熟。
三、战略赋能——政策、金融与治理的三重奏
企业的成功转型，离不开一个由政策引导、金融支持和内部治理驱动的强大生态系统。本章将分析构成这一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为企业行动提供外部环境的解读和内部机制的建设思路。
3.1 解读政策风向：在国家行动方案中寻找机遇
企业应将国家政策视为战略罗盘和资源库，而非仅仅是合规的约束。
● 关键政策文件解码：
○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这是顶层设计的战略蓝图。方案明确了“碳达峰十大行动”，涵盖能源绿色转型、工业领域达峰、发展循环经济等关键领域。对企业而言，这清晰地指明了政府在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和创新优先级。
○ 《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这份文件提供了更具时效性和战术性的行动指南。它为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设定了具体的节能降碳任务，并详细阐述了配套的支持政策。
● 可资利用的支持机制：这些宏观规划最终会转化为企业可以实际利用的具体支持措施：
○ 财税金融支持：政府承诺通过绿色金融渠道（如绿色信贷）、对节能设备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以及直接的政府投资来撬动和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企业的绿色转型项目。
○ 价格政策引导：政策明确要求完善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例如，健全对高耗能行业的阶梯电价制度、改革供热计量收费等。这些举措通过价格信号，直接激励企业提高能源效率。
○ 市场化机制建设：政府正积极建设和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TS），并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这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使其减碳成果能够被量化和交易，从而将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收益。
3.2 经济账本：精算绿色转型的投资回报（ROI）
企业决策者必须将话语体系从转型的“合规成本”转向“投资回报”。绿色转型的商业价值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 运营成本节约（效率红利）：如前述智慧电厂案例所示，数字化和技术升级能够直接带来人力、维护和能耗成本的大幅降低。
● 开辟新收入源（市场红利）：向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转型，为企业在电网辅助服务、能源管理、氢能、碳交易等新兴市场中开辟了高利润的收入渠道。
● 降低融资成本与提升品牌价值（资本红利）：拥有良好ESG（环境、社会与治理）表现的企业，更容易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和获得绿色贷款来获取更低成本的资金。同时，一个负责任的绿色品牌形象，能够吸引顶尖人才，赢得日益关注气候变化的消费者的青睐，最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3.3 闭环驱动：从顶层设计到业绩考核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绿色转型并非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其核心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的必答题。
● 国资委的硬约束：绿色转型已深度融入国企的绩效管理体系。
○ 纳入核心KPI体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已明确将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等关键绿色指标，纳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
○ 驱动内部治理变革：这种自上而下的考核压力，迫使企业必须将绿色目标层层分解，并落实到各个业务单元。它要求企业建立起强大的内部治理架构，如设立专门的碳资产管理部门，构建覆盖全集团的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和核查（MRV）体系，确保战略目标能够转化为可衡量、可追溯的行动和结果。这使得脱碳不再是某个部门的边缘工作，而是整个管理团队的核心职责。
一个成功的绿色转型，是政策、金融和公司治理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战略设定了游戏规则，为市场提供了方向和确定性。这一政策信号降低了金融机构对绿色投资的风险感知，从而催生了绿色债券等定制化金融产品。而国资委的业绩考核则构成了强大的内部驱动力，促使企业领导者主动利用政策支持和金融工具来实现减排目标。这三者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正反馈循环：企业的成功实践会鼓励政策制定者设定更宏大的目标，进而激发更多的金融和治理创新。能够深刻理解并驾驭这三大力量交汇点的企业，必将成为转型时代的领航者。
结论：拥抱重构，赢得未来
穿越“双碳”转型的历史性进程，其核心要义并非简单地削减高碳资产，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重构，实现价值的倍增。这一重构涵盖了技术（如CCUS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如综合能源服务与绿色材料）、金融（如REITs与绿色债券）和治理（如KPI考核与专业化平台）的全面革新。中国领先国企的实践已经证明，这场转型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更是商业上可行的盈利路径。
增量变革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发生。企业领导者必须扮演起转型架构师的角色，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洞察合规成本背后的巨大市场机遇和竞争优势。那些能够果断行动，重塑资产、重构模式、重配资本的企业，将不仅在转型中得以幸存，更将引领潮流，捕获一个绿色工业新时代的巨大价值，定义下一代产业领袖的标准。